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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援非在于把中国的抗疟方案和成功经验传播出去 ——就“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医疗援助情况”采访中山医学院余新炳教授

2018-05-19

2018年1月31日下午三点,在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科技楼12楼,《广东省医疗援非》编委会成员曾驭然、董俊武、罗小华、陈家琪、胡华导一行就“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医疗援助情况”采访了曾处于医疗援非一线的余新炳教授,千亿国际886策划和组织了本次调研活动。

 

余教授简介

余新炳,男,中共党员,中山医学院教授,病原生物学、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53年出生,1977年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1984年在中山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1990年在中山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寄生虫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功能基因组学、胚胎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学研究。现兼任中山大学医学科学处副处长,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药物评审专家、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预防医学会寄生虫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寄生虫学会理事长、《热带医学杂志》主编、《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副主编等职务。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全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简称圣普,是位于非洲中西侧几内亚湾东南部的岛国,东距非洲大陆201公里,由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14个岛屿组成。圣、普两岛均属火山岛,地势崎岖,为热带雨林气候,终年湿热。圣普国土总面积1001平方公里,总人口19.3万(2016年1月),全国人口约90%居住在圣多美岛,居民主要是班图人,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圣普原为葡萄牙殖民地,1975年7月12日圣普正式获得独立,成立民主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是以种植可可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国,2016年12月26日正式和中国建交。

 

美国把控非洲药品准入的机制,中国好药卖不出去

在采访过程中余教授提到,非洲的市场是很大的,也很有潜力,但非洲药物市场的市场准入已完全被美国把控,成为各国次质产品的倾销场所,美国控制了好几个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是由4、5个基金会提供资金的,其中美国控制了3个,也就把握了世界卫生组织里的话语权。“它(指美国)就不让中国的抗疟药在非洲使用,它现在已经发现我们中国这一竞争,就卡我们,(如果世界卫生组织让中国进入援非项目,世卫的研究经费)给你减25%。”余教授说道,“当地政府(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圣普)卫生部长告诉我,现在和中国建交比之前和台湾建交,基金组织给他们的钱少了。”

“它(药品)都要有一个你国家的标号,就是准字号,另外还有一个世卫组织认可的,你这个药的临床效果和副作用,它有个认可,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入的机制,也就是它要过两层的这样一个标准。一个是世卫组织,还有一个是当地国家的。”余教授谈到,美国利用两种手段,一是通过基金会来间接控制世界卫生组织,二是利用减少或停止给当地政府拨钱来控制当地政府。余教授表示以前看不到在非洲医药领域国际上的互相干预,现在看得一清二楚,“如果那个药美国也想试,他就在经济上卡你,就是所谓的封锁制裁。制裁是什么?就是不给你拨钱。因为这些非洲国家就全靠这些钱来活着,他不拨钱你就很难活,活得很难受,所以就很乖地听话。我以前不明白这个制裁什么意思?我现在比较佩服朝鲜,美国那么制裁,他照样活得很硬。(非洲)那个政府他软得很呢,因为你一制裁,他就想晃,朝有钱的方向晃”。

“比如我们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中药,是个草里面提出来的,叫黄蒿。那个派喹是人工合成药,就是化学药。青蒿派喹片就是把中药和那个合成药混在一起的一种复方药。这个复方药有什么好处?可以减少青蒿的用量,也减少派喹的副作用。这两个一搞就成本降低,药效提高。这个青蒿派喹片,美国有一家公司也生产这个同样名称的东西,但是它那个派喹是有磷酸根的,叫磷酸派喹。我们这个派喹是没有磷酸根的,从那个药理上来讲,或从各个国家以前单用派喹的结果来看,这个没有磷酸根的派喹,它的效果好,副作用低。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比美国的质量要好一些。但是基于美国多方面的干预,我们这个药现在在世卫组织里面还没有最终拿到答案,但是他们说了个活的话,你可以在几个国家先试。所以我们目前在圣普就是,圣普的卫生部长现在基本点头了,2018年可以用。”余教授说到,由于美国干涉,我们并不可以直接将我们质量高、副作用小的青蒿派喹片直接广泛应用到非洲疾病的治疗,只能征求部分国家意见,在他们国家试用,而并未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我们没有生产青蒿素的资格,我们现在卖出去的是原材料。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必须要中国方案、中国声音,就这么个意思。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这些年增强了,以前很可怜的,我们再好的产品卖不掉,在国外,我就知道青蒿素就这么个状况,青蒿素出产世界市场最大的就是中国。成药生产方面,现在中国出口原材料,我们连韩国都不如,韩国可以生产青蒿素,日本也可以生产,他们没有青蒿素,就中国出口原材料给他们。”余教授向我们谈到,美国绞尽脑汁以各种“莫须有”的借口想着法子变着样地阻挠中国药物进入非洲市场,比如借口合同不允许、制裁当地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给中国设立隐形门槛等,来限制中国药物出口,以免扩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和声誉。

“我们的成药,早已成熟的东西,他(美国)都卡着。所以现在推广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文化方面搞孔子学院,我们(中山大学)在国外建了好多孔子学院。”余教授坦言我国亟需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而其中关键,在于传播中国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大力提倡“一带一路”政策,就是为了弘扬传播中国文化。医疗援非也是为了传播中国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

 

提升非洲医疗水平难,民众普遍被动懒惰

提到如何提高非洲整体医疗水平,余教授感慨地说:“我国‘授之以渔’,培训非洲医疗人才,提升其自主医疗能力。但非洲人懒惰被动,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不主动更没热情,你现在想做这个专业的医疗培训时,除非他家族专门派人,比如像去葡萄牙上大学,这种情况他不念也不行,否则那些念书的质量也可想而知。我们学校每年都培养很多非洲人,他们学习都是最差的,我们也有印度的学员,非洲学员比印度和菲律宾的学员差很多。他们对学习没那种渴望、激情和兴趣,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整个国家的现象,即使有人想学,回去还是不行,他根本不想干活。因为祖祖辈辈到现在不干活,都有东西吃,何苦要干活。我现在体会到有些人一旦懒了以后,他真是不做了。我最近调查一些退休的人,因为我很快也退休了,我说你们在干啥?想不想干点活?刚刚退休的人还想干一点,退休三年以后,打死他都不干,他已经适应退休的生活了。就是这么个心态,你像非洲的人,他祖祖辈辈都这样,你要叫他过来干活,培训他、教他干,他那个积极性不高。你就是给他工资,他也没什么积极性,所以这里的难点就是,他自己不想干活。你怎么做?你钱全部砸进去,都可能效果不是非常理想。他就等着你给他搞,最好呢,他不干,你把这全部干好。”

余教授也提到,非洲人这种被动懒惰很有可能是美国政府的刻意为之。

“实际上国际组织这种援助,我觉得是愚民的援助,就是让他懒下去,你就永远可以控制他。你如果真正叫他像中国这种文化,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说教他一个技术,教他个方法,而不是给钱,可能更有用,但是现在世界所有的支持,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下,都是光给点钱就完事,所以这些人是很好控制的。”

 

医疗援非在于“授之以渔”,我国医疗援助和美国与台湾有根本区别

提及到中国援助手段和美国的区别,余教授说:“没见到他派什么医疗队,就是给钱。”提到台湾,余教授更是哭笑不得:“台湾是以消灭蚊媒为主的防治措施,就光杀蚊子,而且只派有两个专家,那两个专家就是台北大学的,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他就是教他们杀蚊子,他每个季度去一次,就是他们师徒两个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然后台湾政府就每个季度拨25万美金。到那去以后他们(当地人)很热情的,为什么?发工资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杀蚊子,发工资,然后就教他们怎么杀蚊子,背着个桶,按两下打个气,然后就喷上去,怎么喷,喷到哪个地方,那就完事了。不管事,其他都不管。所以他(当地)现在防疟技术一点都没有,而且台湾还很吹,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干的,实际台湾根本不是这样的,台湾也没人愿意去。”

“不像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政府是很有效率和责任的,这个国家(圣普)是2016年12月26号跟中国正式建交,它要求我们国家在四个方面支持它。一个是疟疾,一个是医疗,另外一个就是农业,还有一个是电器电力。2017年元月10号,我们专家组就进去,就是建交的第20天,专家组就已经到了它的国家,四个专家组都到了。”余教授自豪地说,“我们国家比起美国的直接给钱,更倾向于‘授之以渔’,将我们国家先进的抗疟技术和整套方案带过去,花两年时间培训非洲人自己的医疗队伍,教会他们独立自主抗疟。”

 

余教授团队和圣普卫生部长合照

非洲疾病肆虐,社会原因不可忽视

我们都知道非洲大陆多疾病,疫病多发也和非洲国家社会风气和习惯密不可分,在非洲国家,比如余教授去的圣普,一家十多口人住在狭仄潮湿的吊脚楼里,不通风,容易滋生虫病和传染。再者,圣普没有婚姻制度,以女性为主体,女性想和谁在一起,和几个人在一起都可以,住一起结婚生子,孩子谁愿意带谁带着,不需要申请结婚。余教授举例:“我们中国当时也有一个浙江的老头子在那里,跟当地的一个18岁的姑娘生了个小孩,一岁多,那女孩(孩子的妈妈)跑了,儿子也不要了。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要跟两个男人分别在一起住了,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女人不再喜欢,她就走了,她们对小孩没概念,小孩基本上都男的带。所以有些家里如果有三个儿子的话,像这么小的房子就非常拥挤。大家都在一起住,生活的环境就很恶劣了,疾病就容易发生,艾滋病、结核都有。”

更大的原因是非洲的积贫积困,严重依赖国际救助。比如圣普,以生产可可粉为主,产量和销量都不多,没有自己国家完整独立的农业和工业,商品贸易也只是以摆摊买卖为主,摆摊货物单一,“没有买卖意识,随便你要不要”,一个国家的卫生部长一个月只能拿到人民币4000元左右,而这在圣普来说已经是极高的工资,可以拿来炫耀的了。

在这种人民普遍没有伦理关系和卫生意识、生活条件艰苦、懒散被动、国家没钱保障居民卫生设施和医疗技术的情况下,提升圣普的医疗卫生水平对我国援非团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中国对抗疟贡献大,医疗援非主要交流中国成功经验和方案

由于药学家屠呦呦女士凭借研发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青蒿素成为中国民众普遍知道的抗疟药品,而我们也就此询问了余教授。

“中国现在抗疟的药物,中国发明或者是跟国外同时发明的,我了解至少是18种,很多药,所以我们中国对(对抗)疟疾贡献很大,但是有些药,搞搞就不搞了,要不就是成本太高了,要不就是副作用太多了。后面的更便宜的、副作用更小的药物又出来了,所以现在市场用的青蒿素、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青蒿哌喹片等等这一系列的药还都在用,用得很广。它最主要的基础还是青蒿素的提炼,青蒿素为什么要搞复方呢?青蒿素提炼起来成本太高。我现在忘了具体的数据,我们PPT里头好像提一克青蒿素,大概相当于几千块钱人民币,大概,我记不太清楚,都很贵。所以这样用起来就没办法普及,它必须要掺别的东西,并不是青蒿素本身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太贵了。”余教授表示除了青蒿素以外我国发明的抗疟药也很多,而青蒿素由于提炼成本太高,市面上流传使用的都是青蒿素的复方药,包括余教授所在的圣普5人医疗援非队伍用的也是青蒿素的复方药。

余教授表示他日常的工作主要是两件事,一是研究圣普当地的疟疾防治方法和防治措施,主要方法是跑医疗点,“每一个医疗中心去走访,实地查看资料,看看他们十多年来的防治方法和防治措施,了解他们的医疗队伍和防治疟疾的队伍。这是第一方面的工作,圣普的卫生所就有30多个,我跑了不多,跑了好像是8个”。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成功抗疟方案,和圣普当地的专业医疗人士交流,跟他们说这个方案的好处和效果,把我们已经成功的一些消除疟疾,控制疟疾的数据,也就是我国抗疟经验告诉他们。“因为我们中国当时50年代刚解放的时候,中国的疟疾病人有3000多万人,有24个省流行疟疾,就是河北以南全部流行疟疾。当时三线的病人大概死亡率是1%到2%,3000万1%到2%不小,然后中国连续几轮的防治,我们就把高发率降下来,实际上十年那就从3000万就降到了150万,154万。那是到1959年的时候,就是大跃进后面的一年,3000万降到154万。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疟疾连续每隔十年爆发流行一次。那就是到60年代,64、65年爆发流行一次,70年代1974、1973年爆发流行一次,80年代也爆发流行一次,然后90年代好像没有爆发流行,到2003年在安徽、河南、江苏又爆发流行一次。”余教授告诉我们。

“所以说,第一个经验是疫情控制,有时候不能看病人数。把经验交流给他,他们现在觉得,我现在感染率不高,大概3%左右,2%左右。但是疟疾爆发流行是要死人的,对吧?这个是一个教训,以我国对疫情感染的教训告诫圣普医疗人员不能对感染人群数量掉以轻心。”

“第二个经验就是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做法,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推广的,疟疾治疗的方案是14天一个疗程,如果大量服药,老百姓依从性很差,不愿意接受连续吃药14天。我们就更改了方案,中国的做法就是8天疗法,我们就用8天,效果就非常好了。第三个方面,我们中国对高流行区实现了137的工作规范。所谓137就是24小时,就这一天以内,发现病人立即上报,立即进行治疗。当天确诊,三天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七天内完成预点处置,包括杀蚊子、对病人周围的人进行走访等各个方面,我们叫做137工作规范,这是高流行区。低流行区就是清点发源。可能这个村子或者这个县,每年感染的病人很少,但是只要有病人发病在这些预点,我们就把这个预点病人彻底治愈。不光治疗这个病人,这个病人周围直径距离50米的所有人,调查他们的感染情况,然后再对发现的病人全部进行根治,根治完再复查,直到彻底治愈为止,这是对低流行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功的做法。这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很多专家的认可,我们要把这些经验教给他们。”

余教授说通过交流中国的抗疟经验,希望能得到当地政府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们那个部长和疾控中心是认可的,他们现在觉得这些做法很新鲜也很好,他们后面要查这些资料,觉得这是最好的做法。另外就是要准备应急预案,因为疟疾恶性暴发是要死人的,我就给它制定应急预案。一旦出现疫情,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响应?然后响应怎么终止?这个给他们讲。”

而且余教授还积极支持当地医疗设施的建设,建议中国商务部给圣普援助建设流动医院。“我当时还提了个建议跟(中国驻圣普)大使馆说,跟(中国)商务部参赞说,能不能搞几个流动医院,给他们建三个流动医院,实际上他们的人口不多,岛也不大,我只要求建两个流动医院,在圣多美建一个流动医院,所谓流动医院就是这个大客车,就是相当于两节客车,与公交车一样,车开到哪,医院就在哪,把基本的诊断治疗设备放在上面,它不是光为你疟疾病搞的,其他的应急疾病都可以来做,这样医疗水平可能会有所提高,我不知道最后商务部能不能认同这个概念。”

余教授在支持圣普医疗设施建设、传播我国抗疟经验和方案时,还很重视自身医疗援非队伍的建设。“另外的工作呢,就是我们自己队伍统一的内部技术培训。因为我们这个队伍,他们有些人还是很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前也不一定是干这个活的。所以我们内部做一些培训,就是关起门培训,你要在外面讲外行话就麻烦了。”

余教授和编委会成员合影

(注:该访谈得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吴忠道教授的支持和指导,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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